3月12日，正在参加全国“两会”的全国人大代表刘锡潜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。
刘锡潜是山东禹王集团董事长，他刚刚提交的“关于修改新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议案”得到了山东代表团38位人大代表的响应。
“两会”期间，这部已经正式实施的法规引起的争议声绵延不绝。
争议不断
“其实，早在新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前，要求修改的声音就已经满天飞。”一位参与新《劳动合同法》立法的专家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说，就在“两会”之前，已经有人将对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不满传递到高层。
此前，不少声音还把外企“逃逸”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了新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实施上。
国外资金的撤离被描述得有板有眼：103家韩资企业从中国“逃逸”；在中国雇有11300名中国工人的日本的奥林巴斯，决定在2009年前把中国的两座工厂合并为一座，并将本打算投入中国的大量资金转投越南；有500多家台资企业搬离广东东莞……
政协委员、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宋北杉建议，制定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细则要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量大、利润空间小、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弱等特点，不仅要充分体现我国基本国情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同时也要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。
“包括海信集团的周厚健代表、 潍柴动力(000338)的谭旭光代表都表示支持这个建议。”刘锡潜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。
在他看来，如果立法者忽略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，对劳动者的保护矫枉过正，使法律与实效脱节，那不仅不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，束缚企业的发展，还会对我们整个民族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。
成本压力
显然，新《劳动合同法》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。
“新《劳动合同法》给企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，就服装业来说，成本至少提高了5％，让我们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压力很大。”一位从事服装业的代表对记者说。
新《劳动合同法》公布后，安永、普华永道等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现在国内寻求将企业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的人不少，有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选择结业关闭，因此，报告中呼吁，我国的经济基础并没有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，而人口却比他们高很多，现在非常需要这些外资和民营企业，来保证低文化层次人群的就业。
刘锡潜拿欧洲国家为例来表明自己的担心：一些欧洲国家，因过度的福利制度，让企业在选择员工时顾虑重重。雇主们宁可投资先进设备，以尽可能减少人工，用高效率来削减在雇人方面的成本风险。
“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，但并不是制造业强国，中国制造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，就是劳动力成本。”刘锡潜表示，在如此情况下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，必然会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成本，削弱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，国内所有企业成本都会增加，但国内企业间并不能因此而拉开竞争优势。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传统优势将失去。加大企业用工成本，也将导致外来投资撤离中国，转移到周边的经济竞争国，例如越南、印度等。最终必然导致我国制造产业（特别是外资）向其它东南亚国家（如越南）转移。
当然，企业也在积极适应新法，并对用工制度进行积极的调整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华泰集团董事长李建华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：“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减弱，加快企业发展，必须尽快转变到提升管理水平、提高经济效率上来。要靠信誉、科学管理、提升效率来获得利润。”
